中級經濟師

三、匯率制度

匯率制度是指一國貨幣當局對本國貨幣匯率確定與變動的基本模式所作的一系列安排。這些制度性安排包括中心匯率水平、匯率的波動幅度、影響和干預匯率變動的機制和方式等。

(一)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

1.固定匯率制

固定匯率制是指匯率平價保持基本不變，市場匯率波動被約束在一個狹小的限界內的匯率制度。歷史上，固定匯率制曾分別出現在國際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等兩種國家貨幣制度下。

國際金本位制下的匯率制度是典型的固定匯率制，其基本結構是：①使匯率保持固定的基礎是各國貨幣具有含金量，兩國貨幣含金量之比的鑄幣平價是匯率標準，只要兩國貨幣含金量不變，鑄幣平價就不變。②約束市場匯率變動的限界是客觀存在的黃金輸送點，由黃金輸出點的上限和黃金輸人點的下限構成。由于兩國之間單位黃金的運費比較低廉，相對穩(wěn)定，因此黃金輸送點的區(qū)間也比較狹小和穩(wěn)定。③穩(wěn)定匯率的機制是沒有人為干預的市場機制，即債務人或債權人通過直接輸出或輸入黃金而改變外匯供求，使匯率穩(wěn)定在黃金輸送點內。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下的匯率制度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其基本結構是：①使匯率保持固定的基礎是美元同黃金掛鉤，基金組織各成員國的貨幣同美元掛鉤。各成員國根據美元的法定含金量和本幣的法定含金量之比制定出本幣對美元的法定平價，如果本幣沒有法定含金量，就直接制定出對美元的法定平價。法定平價一經確認，便不得隨意變動。②約束市場匯率變動的限界是基金組織人為規(guī)定的上下限，在1971年底之前為法定平價的上下各l%，之后調整為2.25%。③穩(wěn)定匯率的機制是人為干預的市場機制，即各成員國的貨幣當局負有干預外匯市場、穩(wěn)定匯率的義務，當市場匯率因外匯供求嚴重失衡而突破規(guī)定的限界時，貨幣當局必須通過在外匯市場上投放或收購外匯來扭轉外匯供求失衡，保持匯率的穩(wěn)定。

2.浮動匯率制

浮動匯率制是指沒有匯率平價和波動幅度約束，市場匯率可以隨外匯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自由波動的匯率制度。

根據官方是否干預，浮動匯率制分為自由浮動與管理浮動。自由浮動是官方不干預外匯市場，完全聽憑市場匯率在外匯供求關系的自發(fā)作用下波動的匯率制度;管理浮動是官方或明或暗地干預外匯市場，使市場匯率在經過操縱的外匯供求關系作用下相對平穩(wěn)波動的匯率制度。

根據匯率浮動是否結成國際聯合，浮動匯率制分為單獨浮動與聯合浮動。單獨浮動是指 本幣不與任何外幣建立固定聯系，其匯率單獨進行浮動的匯率制度;聯合浮動是若干國家的貨幣彼此建立固定聯系，對此外其他國家貨幣的匯率共同進行浮動的匯率制度。

(二)盯住匯率制

盯住匯率制是指一國單方面將本幣與某一關鍵貨幣或某一籃子貨幣掛鉤，與之保持相對固定的匯率平價，而本幣對其他外幣的匯率則隨所盯住貨幣對其他外幣匯率的波動而變動的匯率制度。

(三)圍際貨幣基金對現行匯率制度的劃分

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各國可以自行安排其匯率制度，從而形成了多種匯率制度并存的格局。目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劃分，按照匯率彈性由小到大，目前的匯率制度安排主要有：①貨幣局制。官方通過立法明確規(guī)定本幣與某一關鍵貨幣保持固定匯率，同時對本幣發(fā)行作特殊限制，以確保履行法定義務。中國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就是一種貨幣局制。該制度實行于1983年，由香港政府設立外匯基金，發(fā)鈔行按照7.8HKD/USD的固定匯率向外匯基金交存100%的外匯儲備，作為發(fā)行港幣的依據，其他持牌銀行取得港幣要以美元向發(fā)鈔行兌換，在公開的外匯市場上港幣是自由浮動的，并通過發(fā)鈔行的套利機制穩(wěn)定港幣的美元匯率。②傳統(tǒng)的盯住匯率制。官方將本幣實際或公開地按照固定匯率盯住一種主要國際貨幣或一籃子貨幣，匯率波動幅度不超過±l%。③水平區(qū)間內盯住匯率制。它類似于傳統(tǒng)的盯住匯率制，不同的是匯率波動幅度大于±1%。④爬行盯住匯率制。官方按照預先宣布的固定匯率，根據若干量化指標的變動，定期小幅度調整匯率。⑤爬行區(qū)間盯住匯率制。它是水平區(qū)間內的盯住匯率制與爬行盯住匯率制的結合，與爬行盯住匯率制不同的是匯率波動的幅度要大。⑥事先不公布匯率目標的管理浮動。官方在不特別指明或事先承諾匯率目標的情況下，通過積極干預外匯市場來影響匯率變動。⑦單獨浮動。匯率由市場決定，官方即使干預外匯市場，目的也只是縮小匯率的波動幅度，防止匯率過度波動，而不是確立一個匯率水平。

(四)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主要因素

國際社會對匯率制度應當主要根據何種因素進行選擇的研究，出現了“經濟論”和“依附論”兩種理論觀點。

匯率制度選擇的“經濟論”認為，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主要受經濟因素決定。這些經濟因素是：①經濟開放程度;②經濟規(guī)模;③進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和地域分布;④國內金融市場的發(fā)達程度及其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⑤相對的通貨膨脹率。這些經濟因素與匯率制度選擇的具體關系是：經濟開放程度高，經濟規(guī)模小，或者進出口集中在某幾種商品或某一國家的國家，一般傾向于實行固定匯率制或盯住匯率制;而經濟開放程度低，進出口商品多樣化或地域分布分散化，同國際金融市場聯系密切，資本流出入較為可觀和頻繁，或國內通貨膨脹率與其他主要國家不一致的國家，則傾向于實行浮動匯率制或彈性匯率制。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赫勒對一些國家匯率政策的比較，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國家，明顯具有進出口對GNP的低比率(即開放程度低)、進出口貿易商品結構和地域分布的高度多樣化、相對較高的通貨膨脹率、金融國際化的高度發(fā)展等特征。

匯率制度選擇的“依附論”認為，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主要取決于其對外經濟、政治、軍事等諸方面聯系的特征。該理論集中探討的是發(fā)展中國家的匯率制度選擇問題，認為發(fā)展中國家在實行盯住匯率制時，采用哪一種貨幣作為“參考貨幣”，即被盯住貨幣，取決于該國對外經濟、政治關系的集中程度，以及取決于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對外依附關系。從美國的進口在其進口總額中占有很大比例的國家，或者從美國得到大量軍事贈與以及從美國大量購買軍需物資的國家，還有同美國有復雜條約關系的國家，往往將本國貨幣盯住美元。同法國有傳統(tǒng)殖民地聯系的非洲國家，則趨于盯住法國法郎。而同美國等主要工業(yè)國的政治經濟關系較為“溫和”的國家，則往往選擇盯住一籃子貨幣。這一理論同時還指出，選擇哪一種貨幣作為“參考貨幣”，反過來又會影響一國對外貿易等經濟關系和其他各方面關系的發(fā)展。

(五)人民幣匯率制度

1.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歷史演變

在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匯率長期處于高估狀態(tài)。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從1981年起，人民幣實行雙重官方匯率制度。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按當時全國出口商品平均換匯成本加10%利潤計算，定為l美元等于2.8元人民幣，適用于進出口貿易的結算;同時繼續(xù)公布1美元等于1.5元人民幣的官方匯率，沿用原來的“一籃子貨幣”計算和調整，用于非貿易外匯的結算。1985年1月1日，取消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重新實行單一匯率，匯率定為l美元等于2.8元人民幣。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進行物價改革，物價開始逐步上漲。為使人民幣匯率同物價的變化相適應，起到調節(jié)國際收支的作用，在1985--1990年，我國根據國內物價的變化，多次大幅度調整匯率。由1985 1年1月1日的1美元等于2.8元人民幣，逐步調整至1990年11月17日的1美元等于5.22元人民幣。其間，人民幣匯率的下調主要是依據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上升的變化，人民幣匯率的下調滯后于國內物價的上漲。

為配合對外貿易，推行承包制，取消財政補貼，從1988年3月起，我國各地先后設立了外匯調劑中心，外匯調劑量逐步增加，形成了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并存的匯率制度。從1991年4月9日起，對官方匯率的調整由以前大幅度、一次性調整的方式轉為逐步緩慢調整的方式，即實行有管理的浮動，至1993年年底調至1美元等于5.72元人民幣，比1990年11月17日下調了9%。同時，我國放開外匯調劑市場匯率，讓其隨市場供求狀況浮動，人民幣貶值幅度較大。在國家加強宏觀調控和中國人民銀行人市干預下，1993年年底人民幣匯率回升到l美元等于8.72元人民幣。

1994年我國外匯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并軌時的人民幣匯率為l美元等于8.70元人民幣。人民幣匯率由市場供求形成，中國人民銀行公布每日匯率，允許在一定幅度內浮動。4月1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采用會員制、實行撮合成交、集中清算制度，并體現價格優(yōu)先、時間優(yōu)先原則。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對外匯市場進行必要的干預，以調節(jié)市場供求，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wěn)定。在五年多的時間里，人民幣匯率基本穩(wěn)定，略有上升，全面實行了銀行結售匯制，取消了外匯留成制度，建立了銀行間外匯市場。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我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并成功地穩(wěn)定了人民幣匯率，對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穩(wěn)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獲得廣泛的國際贊譽。盡管我國公開宣布人民幣匯率實行有管理的浮動，但由于匯率變動幅度較小，國際貨幣基金將其歸類為傳統(tǒng)的或事實上的盯住匯率制度。

2.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進入21世紀，由于經濟持續(xù)快速增長，國際收支雙順差，外匯儲備快速增長，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則進一步放大了升值預期。2003年10月14日，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責任編輯：中大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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